Google X实验室的前生今世

《彭博商业周刊》日前采访了Google X的新负责人,报道了有关搜索巨头这一神秘实验室的历史、愿景、理念,以及最新的研究方向。

以下为报道内容节选:

Google X,谷歌秘密实验室的总监阿斯特罗·泰勒(Astro Teller)去年2月的时候曾去找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批准一项看似不可能的收购。泰勒提议谷歌收购马卡尼电力公司(Makani Power)。这家创业公司研制了一种高空风力发电机,这种涡轮式的发电机被安置在一架固定翼飞行器上,再通过一根线缆系在地上,就像风筝一样。泰勒告诉佩奇,这家公司的前景非常不错,并补充称原型机通过了近期的所有测试,安然无恙。

佩奇批准了Google X实验室对马卡尼公司的收购。具体的收购工作现在正在进行,但交易的价格未向外透露。不过佩奇对此也有自己的要求。“他说我们应当有这笔预算,应该让人们放手去做这件事情,”泰勒说,“但是我们必须在短期内摔坏至少5架这种设备。”

正如谷歌的工程师与科学家所说,Google X是搜索巨头的登月发射工厂。那些成功率只有百万分之一的科学实验,需要巨额的资金、长期的信心,以及“摔坏东西”的意愿才能进行。Google X(官方的写法是“Google [x]”)推出的是自动驾驶汽车、联网的眼镜,以及其他前景不确定的产品。

不过最大胆的尝试可能还要算这个团队本身:在组建了“X”团队之后,谷歌建立了一个实验室。而这个实验室的工作就是要打造出像科幻片《星际迷航》里一样的技术,而不是设计那些满足谷歌股东短期需求的产品。“Google X主动关注的是那些谷歌公司不会做的事情,”Google X实验室的“快速评估师”理查德·德沃尔说。“火箭发射台建的都远离零件工厂,如果火箭爆炸,也不会干扰到核心业务。”

自2010年创建以来,谷歌尽量隐藏X实验室的存在。上个月,《彭博商业周刊》采访了该实验室的许多经理与项目负责人,他们有充足的资源,而且不会受到那些传统企业研发部门的限制。“我们着力解决任何会对人类有巨大影响的问题,只要我们能找到办法,”泰勒说。

Google X试图传承传统实验室的精神。就像过去的“曼哈顿计划”一样,该计划制造出了第一颗原子弹,创办了布莱切利园,在那里数学家们破解了纳粹德国的密电码,并创立了现代密码学。二战后,这种精神又被企业继承了下来:AT&T的贝尔实验室,以及施乐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也在科技领域实现了同样的突破(半导体与个人电脑)。但这些创造仅仅局限在田园牧歌式的企业架构中,没有一家公司能从这些新技术上获得经济效益。

这都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自1990年以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预算被砍掉了11%。企业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工作也日益回潮,转而倾向于直接购买创业公司的新发明。“我很悲观,”施乐实验室前总监约翰·斯利·布朗(John Seely Brown)说。“太多试验中止了。我们还不理解中国赶超的速度有多快。在我看来,我们是一个非常自满的国度。”

Google X实验室离谷歌总部大约有半英里远,坐落在两幢不起眼的两层红砖建筑中。正门有一座喷泉,还有几排公司准备的自行车,供员工前往总部。在其中一间建筑中,会议室的窗户全部使用磨砂玻璃。一部搭载了自动驾驶技术的赛车就停在大厅里。这部车实际上没法开;只是个愚人节当天想出来的玩笑。走廊中的一些白板上画着好几代书呆子们的幻想:太空电梯。媒体曾猜测Google X正在进行类似的尝试,建造这样的装置,靠巨大的线缆连接地球和太空轨道平台。Google X现在没有这样的项目,不过员工都很喜欢这个概念。所以人们只能继续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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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上谷歌智能汽车的座位是对信心的考验。这部车——白色凌志RX450h,顶上装着一个价值6.5万美元的激光范围探测器——可以在上下班高峰期时,在硅谷拥挤的101高速公路上以55英里的时速前进。在它驶出主路时,自动汽车项目主管克里斯·厄姆森(Chris Urmson)表现得非常镇定。“谷歌相信我们,并给我们提供条件做那些学术界不可能进行的事情,”他说到。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这位曾经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助理研究教授的手就自然地搭在大腿上。谷歌的联合创始人佩奇与谢尔盖·布林“有这种想法,即仅有渐进式的改善是不够的。成功的标准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带进世界,能不能做一些有冒险精神的事情。”

去年,身为谷歌特别项目主管的布林曾预测,公司的自驾汽车会在5年内上市。厄姆森对此很紧张,称这个期限“很刺激”。他说出了自己的目标。“我有一个9岁大的儿子,他会在7年后拿到驾照。我得超过他。”

如果不是为了智能汽车,也就不会有Google X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创办可以追溯到2005年,当时佩奇首次同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塞巴斯蒂安·杜伦(Sebastian Thrun)在无人驾驶车大赛(Darpa Grand Challenge)上碰面,杜伦正带着他的研究生努力让一部自动驾驶汽车完成莫哈维沙漠中的7英里障碍赛。出自相同的信仰,即对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景的信任,两人结为好友。两年后,佩奇说服杜伦和他的部分学生,参与谷歌街景项目。

杜伦早已对学术界的发展失去了信心,那里的教授们热衷于发布论文而非打造产品。他于2009年初在谷歌开始了自动驾驶汽车项目。佩奇与布林给了他一个目标:打造一部可以在加利福尼亚高速公路以及曲折的城市街道上能无差错行驶1000英里的自动汽车。杜伦和他的12人团队在15个月内达到了这一目标。他们的汽车成功地穿梭在洛杉矶和硅谷的拥堵街道上,以及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的下面,在那里汽车无法接受GPS信号。

由于进展超出预期,杜伦、布林和佩奇开始讨论将这个项目拓展为一个完备的实验室。对佩奇和布林来说,这个方案可以满足他们在搜索之外的兴趣——搜索在上一年为公司贡献了440亿美元营收——还能留住勤奋的杜伦。“谷歌两位创始人对塞巴斯蒂安的科学素养以及执行能力非常满意,”泰勒说。泰勒本来就是杜伦的学生和好友,他在加入谷歌前曾在一对冲基金公司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Google X是为自驾驶汽车创办的,而它也能让塞巴斯蒂安留下来。”

在杜伦看来,企业实验室就像操练场,适合那些执迷于纯学术研究幻想上的人。他想要关注那些至少能商用的研究项目,并在恰当的时候实现人才流动。杜伦说,他自己曾认真地考虑过将这个新的事业部称为谷歌研究院(Google Research Institute),但又想和老式的实验室区分开。他说,Google X那时就是个占位符,一个可以在以后赋值的变量。

最开始,布林下令这个新实验室应该主要关注硬件。公司董事会在2010年1月为Google X提供了资金。(谷歌从未披露过该实验室的预算,但公司2012年的研发预算为68亿美元,较2010年上涨了79%。)谷歌眼镜是“X”的第二个项目。巴巴克·帕尔维兹(Babak Parviz),这位华盛顿大学的电气工程教授,凭借自己一篇关于隐形眼镜内置电路的可行性论文吸引了布林和佩奇的注意。他在论文中写到,这个设备可以在佩戴者的眼睛中投射影像。总之,通过杜伦的实验室,把汽车和可穿戴计算设备结合起来看起来很合理。第一部谷歌眼镜原型是一个重达10磅(相当于4.5公斤)的头戴式显示设备,后面还连着许多电线,一直连到佩戴者腰部系着的一个盒子上。

而最新的谷歌眼镜,重量和普通眼镜相当,而且看着也比较正常。这款设备目前仅限开发者使用,售价1500美元。它在右眼位置有一个相当于高清显示器的屏幕,能够拍照录像,显示电子邮件。不过批评依然存在——这款设备一直被叫做是脸上的摄位车——而且更严重的是,它引起了有关暗中窥视的担心。帕尔维兹希望大众能从Google X的角度看待谷歌眼镜:它是快速连续获得知识的方法,“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认知方式。”

泰勒把谷歌眼镜比作第一款苹果个人电脑。“我们提出了一个看法,即一个全新的产品是有价值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他说。“就像苹果II型电脑一样,如果你不是会计或专业人士,你会真的想要一部电脑在家里么?这就是谷歌眼镜要问的问题,我相信最终时间能给出答案。”

虽然成立没有多长时间,但Google X实验室已经有了自己的传统。当一个项目不再与实验室的方向契合,或是未能成功,研究人员就会聚在一起办个正式的毕业典礼,还会颁发证书和带着字母“X”的学位帽,告别相关项目的参与者。去年就有一个团队毕业,他们完成了一个神经网络的建设,这个网络中有数千台电脑,可以通过上网自己学习。

杜伦自己于2012年从Google X实验室毕业。他离开后创办了公司Udacity,提供大学网络教育服务。杜伦说,Udacity关注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不适合在Google X中进行。”虽然杜伦仍然是这个实验室的顾问,但泰勒接管了整个团队,直接向布林汇报。

创办初期,实验室的方向由杜伦的直觉,以及佩奇和布林的兴趣决定。通过一次与佩奇的交流,泰勒第一个明确了“X”实验室的使命。当时,泰勒希望更好地定义这个部门建立的目的,他问佩奇,这是一个研发中心么?不,听起来太没意思了,佩奇回答到。那是个新公司孵化器?不。

最后,泰勒问到,“我们会登月么?”佩奇回答,“对了,就是这个意思。”

泰勒在谈起“我们对让世界更美好这一类事非常非常认真”的时候,会露出一本正经的神情。他把Google X实验室比作威利·旺卡的“巧克力工厂”,一个会被世人认为是需要隔离的魔法工厂。他最近还打印了黄绿相间的贴纸“拯救巧克力工厂里的小矮人”,结果这个贴纸在实验室中非常流行。

阿斯特罗是泰勒的绰号(他的真名是埃里克)。在高中时,球队队友嘲笑他的发型就像阿斯特罗特夫草皮,这个绰号因此得来。42岁的他现在留着一条齐肩的辫子、灰白的山羊胡。泰勒还有一段令人难忘的家谱。他的祖父与外祖父都是诺奖获得者。他的外祖父杰拉德·德布罗(Gerard Debreu)是一位经济学家;他的祖父是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曾参与“曼哈顿计划”,被认为是原子弹之父。爱德华于2003年去世,他与阿斯特罗很亲密。在二战后,爱德华因在听证会上作证反对罗伯特·奥本海默,一度被驱除出科学界。祖父遭受的这些苦难“是对我的一个警醒,让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做喜欢做的事情,”泰勒说。他的祖父“投入了大部分时间,希望成为一名科学界的政治家,以及组织的创办者,因为他相信这对人道和民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他真正希望做的还是猫在角落里,当一个科学家。”

泰勒自己那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了Google X实验室对外传播的文化。去年三月,他在一次演讲中表示,“智商无法限制我们,限制我们的是勇气和创造力。”去年,他和谷歌高管梅根·史密斯(Megan Smith)创办了为期两天半的活动“Solve for X”。这是个一年一度,仅限邀请人士参加的业内峰会。与会者在会上讨论的是充气机器人,通过检查眼睛发现阿兹海默症的早期征兆,以及核反应堆。“只有一条真理,那就是如果我们不尝试,就什么都不会发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一位高级项目主管查尔斯·蔡司表示。

在布道之外,泰勒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检查实验室的新想法。这里不存在“荒谬”这个说法。泰勒和他的同僚称,他们曾花时间讨论悬浮和传送。后者被否决的部分原因是,任何你想要传送的具有特质的东西——按照毕加索的说法——都必须在传送前被彻底打碎,才能再目的地重建。

即便是Google X实验室中一些真实的项目看起来也非常古怪。马卡尼公司的最新设计是一架长26英尺的碳纤维制成的装置,带四个发电的推进器,可以在800到2000英尺高的高空绕圈飞行,同时把电力通过很轻的线缆输送给电站。“如果成功,我们就可以摆脱对燃料的完全依赖。”这家公司的首席工程师戴蒙·范德利德(Damon Vander Lind)表示。范德利德知道这个项目有可能失败,但是:“如果你没试过,没用10年的时间尝试,就不会有任何进展。”

还有一个是“X”实验室中目前仍然保密的项目。该项目可以为世界上落后的地区提供互联网连接。10年前,约克大学的高级研究员大卫·格雷斯,开展了一个项目,将网络信号收发器绑在高空气球上。这个方案一直停留在试验性阶段,但格雷斯现在表示,他听说谷歌也在开发类似的气球宽带技术。

上月,谷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发表了令人惊讶的声明,“到2020年前,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可以上网。”由于全球目前还有60%的地区没有互联网连接,很多国家甚至没有可靠的通信网,这一表态引发了很多人的怀疑。泰勒未证实是否存在这样一想计划,但他承认将整个星球联网是Google X的愿望。格雷斯则说,“这个计划确实需要全球的谷歌们共同推进。”

虽然“X”实验室的日常运营由泰勒负责,但他需要向布林汇报工作。(谢尔盖是蝙蝠侠里的布鲁斯·韦恩,我是科学家鲁修斯·福克斯,他说)员工表示,自从佩奇2011年末出任公司首席执行官以后,布林就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专研Google X项目的技术细节上。虽然未公开透露过自己的工作,但布林有一次曾对记者说,“我现在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汽车上。”在被问及谷歌眼镜时,他说,“你知道的,现在这个基本完工了。”

如今他准备好全心投入自驾驶汽车项目中。布林的部分魅力源自于他平淡、但有逻辑的说话方式,每一句都很实在。不过在他兴致到了的时候,他也可以给出一次华美的讲演。他说到,自动汽车听起来像个骗局,不过当你想想紧盯后视镜的麻烦,想想充分利用而不是在停车场里停上大半天,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会因为它变得非常不一样。没必要购买汽车,因为汽车将像出租一样招之即来。老人和盲人也不至于同社会脱节。交通事故死亡率会大幅下降。每个人都可以省下时间来工作、阅读、交流或在网上搜索。如果这一切真的成功,那布林将成为首个改变世界两次的人。

布林能在实验室现身,这是“Google X”最强大的资产之一。“在别的公司,高管可能会因为感到压力,强迫最聪明的研究人员充当消防队员,”德沃尔说。“但谢尔盖的参与是让这个环境得到支持的一个途径。”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玛丽·劳·吉普森,去年加入了Google X实验室,负责显示部门。她的部门或在为下一种可穿戴设备开发屏幕。LabCop的首席科学家安德鲁·康拉德今年春天加入了Google X,进行一项未公开的项目。谷歌地图与商业部门的主管杰夫·胡贝尔今年3月也搬进了“X”实验室,但未透露具体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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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X实验室的扩张程度已经让一些投资者感到紧张。Pivotal Research集团的一位分析师称,Google X实验室对股东来说“开始成为一个利好的因素”,但不知道为什么公司不对外授权如谷歌眼镜一类的技术。“在谈到打造一种战略过远或有可能侵蚀利润率的业务时,人们就会感到紧张,”他说。不过,也有投资者会想起Android。正是因为这两位创始人广泛的兴趣,这个在当时看来无关紧要的赌注,现在成为了全世界75%手机的操作系统(IDC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正是这种文化可以让他们免受转型的痛苦,”Thrivent Financial的一位分析师说到。

泰勒说,除了财务回报外,他希望还能通过在清洁能源、全球联网等项目的进展来评定Google X的成绩。“我们还处在青春期,”他说。“我们还在考虑如何做事,例如如何终止一个项目,或者在需要时加大对一个项目的投入。”就现在来说,“X”一年会进行两到三次“登月发射”。“如果世界出现了大问题,而且我们自信可以在比较长但可以接受的时间里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商业方案,”泰勒说。“我们应当把精力放在把世界变得更美好上,一旦做到了这一点,钱就会掉头来找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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